5个木工师傅的6年讨薪路

  在江苏省泗洪县的街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右肩总是比左肩高一些，衣服上总是带点儿擦不掉的木屑。胡凯、崔晨、杨峻、莫问、莫知曾经就是这样一群人，靠着手上的木工工具维持生计，养活家里。

  做木工的一天简单而枯燥：他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上工，晚上6点下工，一天工作将近10小时，中午吃饭就随意对付几口，有时能在工地上小憩一会，随即又开始下午的劳动。

  7年前，一项工程把他们5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未曾想过，因为这项工程，大家一起走过了长达6年的讨薪之路。

  2015年10月，胡凯从派活的人那里得知消息，一个叫马深的人正准备为修建一栋新的居民楼招募木工。他叫上了老乡崔晨、杨峻、莫问和莫知，一起为马深起早贪黑地做了两个月的活。

  2015年12月的一天，马深突然告诉胡凯等人：因为工程还没结项，工程款没法结清，自己手头也并不宽裕，只能先付一部分钱。

  胡凯等人虽然对此感到无奈，却也只能接受，毕竟时间不允许他们在工地空等。工程做完后，他们又一一奔赴不同的工地，继续做工。

  一转眼到了2016年春节前夕，胡凯仍然没有收到工钱，心里开始忐忑了起来，拉着其他四人一起去工地找马深要个说法。而这次他们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暂时付不出来”。

  马深告诉胡凯他们，自己把钱全部垫进去了，只要工程款一天没有结算，他就一天发不出工资。现在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打出一张欠条，只要收了钱就会把工资付给他们。

  欠条是马深随意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的：“今欠崔晨四仟元整”“ 今欠胡凯叁仟元整”“今欠杨峻四仟元整”……欠条上没有手印，只有一个简陋的日期和马深的签名。

  胡凯等人原以为欠条是个保障，晚拿到钱总好过拿不到钱。没想到那天过后，马深开始“玩失踪”，并且就连名字也是假的。

  走投无路的他们只好用看起来最笨的办法——他们五个人开始轮流给马深打电话，直到马深把他们的电话全部拉黑。他们不甘心，借亲属和朋友的电话接着打，最后，马深把手机号都换掉了。

  胡凯曾带着其他几位工友一起去报警，也多次前往劳动局，可每一次都因为这个根本没办法追踪到的“马深”而作罢。

  后来，他们又趁着休息时间跑到镇里不同的建筑工地上转悠，希望可以碰上马深，拿回工钱，但依然无疾而终。

  没有人能够持续等待，对他们来说，找马深的每一天都意味着是没收入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哪里有活，他们还是得去哪里。

  “我们农民工是没有退休这一说的，谁敢停下呢？我们都是干到干不动为止。”莫知对《方圆》记者说道。

  按照胡凯等人的说法，干木工的，一般只有等到年底工程结项的时候才会拿到全部的工资，做工的那几个月只会以日结的方式拿部分工资，一般一天100元，遇到好些的老板也许能拿到200元。但遇到什么样的老板、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程里，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一旦遇到无良的“包工头”，工资就会被一拖再拖。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再找活干，并祈祷下一次不会再被欠薪，不然就会进入一种死循环。

  寻找马深没有结果，胡凯等人也无法坐等，该干活还是干活。事实上，他们五个人年龄相仿，家庭情况也都差不多——孩子要么在读书，要么还在找工作，家里的吃穿用度要仰赖着他们的收入，而且“人一多，开支也大了起来”。

  孩子的成长是胡凯等人坚持到底的动力。杨峻有两个正在念初中的女儿，因此他感觉自己不能停下来，必须干到两个孩子读完大学为止。

  泗洪县有“中国螃蟹之乡”的美誉，同时也是优质水稻的发育地，当地农民“不是在家务农，就是外出打工”。因而，在做木工前，杨峻尝试过与人合伙养殖螃蟹，可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因为“小成本的经营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在做了几年木工后，因为遇到了几次被拖欠工资的事情，杨峻有些灰心，心想：就算木工做到老也没有出路，工资还总是拿不到，要不算了吧。思虑再三，他决定回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下点血本去种水稻，虽然辛苦了些，收成也是“看天吃饭”，但起码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崔晨告诉《方圆》记者，做木工这行的人，总是会落下些职业病。木工常年需要用右胳膊拿锤子、钉钉子，因而右胳膊时不时会隐隐作痛。而搭架子、搬木板、安装模板时，也要和木屑、锤子、打钉枪、刨刀和锉刀打交道，受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们被给予的保障是微弱的。他们要自行缴纳各种保险，有时候连工作时要用到的头盔都需要自备。

  做木工是个季节活，夏天干活稍微轻松些，一到冬天，刺骨的寒意让室外做工的他们难以忍受。尤其是对于五人中年龄偏大的崔晨来说，根本没办法接活。他说，年轻时常年累月的劳动让身体染了旧疾，冬天的寒意让他的骨头实在是吃不消，而如果不接活，就少了一个季度的收入。

  此外，木工也是流动性极大的工种，尽管崔晨选择在泗洪县周边的城市做工，但经常是一去就是一个月，甚至是一个季度，回家的机会很少。

  崔晨也感觉自己的孩子成了“半留守儿童”，心里多有亏欠。他说，这次欠薪事件算是给了他一个彻底离开木工的契机，现在他和老伴两人靠着自家的一小块地过活，“只要养得活自己和家人就行”。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杨峻和崔晨一样能有选择。对这些5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他们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赚钱的重任几乎都压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因为年龄增长而被市场逐渐抛弃的事实。

  身体、年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家庭的经济收入与回报，都是令他们不得不去权衡的因素。真正选择改行或是放弃的人仍然是少数。

  胡凯、莫知和莫问依旧干着木工活，依旧天南海北地到处跑。虽然他们心里想的是“尽量待在家人身边”，可泗洪县总归是没那么多活可以干的。尤其是在有疫情的这几年，很多工地停工，工人们都赋闲在家没收入，生活越发困窘。

  “物价一直在涨，可我们的工资却变少了，日薪从以前的350元降到了300元。”莫知说道。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胡凯没有一点收入，妻子也接不到零工活，全家只能消耗着仅有的一点存款。而那张一直攒着还未兑现的欠条，就像扎在心中一根拔不出来的刺一样隐隐作痛。

  2021年年末，胡凯听一些朋友说检察机关帮他追讨回了多年前的欠款，于是决定带着其他四人去泗洪县检察院试一试。

  当泗洪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陈孝峰看到那张随意纸写的欠条时，他心里觉得一阵难过。

  虽然这五张欠条被他们好好地夹在书本里保存着，但因为他们常年翻阅，一遍遍拿去各个工地寻找马深，欠条的折痕处几乎都被磨花了，崔晨的欠条甚至被磨成了小块小块的碎片。

  “其实我们农民工要得不算多，就是平平安安打完一年工，到了年底能把钱给要回来，这样我们就满足了。”对于农民工的诉求，参与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助理十分理解。

  今年2月28日，泗洪县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马深和胡凯等五人的劳务合同纠纷的支持起诉案。通过跟5位当事人反复交流沟通，陈孝峰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马深曾因不守信用欠付材料款被起诉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办案检察官决定到泗洪县法院的档案室查找：在案件系统将案发年份同类型的所有案件进行检索，并对检索出的数千例案件进行了二次人工筛查和分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件卷宗显示在庭审笔录中，一个叫马化龙的男子承认自己还有个曾用名叫马深，身份信息与当事人陈述分毫不差。当检察官把身份证复印件拿给胡凯等人再次确认时，他们激动地肯定道：“就是他，找他6年了，一点儿都没错。”

  很快，检察官联系到了马化龙，马化龙承认自己尚欠胡凯五人1.2万元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来检察院配合处理此事。事情的顺利推进让大家都感到开心。然而，到了约定的还款日期，马化龙并没有出现。

  当检察官再一次拨打他的电话时，他便开始以自己身处疫区、行程受限为由推托。在接下来的几次沟通中，马化龙更是不停地推诿变卦，甚至不接检察官的电话。

  察觉到马化龙的逃避心理，检察官决定打“感情牌”，看看能不能劝说马化龙分期还款。

  在和办案检察官一次次的沟通中，马化龙坦诚道，其实，欠胡凯他们的1.2万元对以前的自己来说并不是多大数额，毕竟打拼这些年，积蓄还是有一些的，“但大部分都被儿子拿去搞投资了，儿子几天前因非法集资被刑拘，账户钱也被冻结了，后续开庭请律师还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一家老小也要开支，手里一点余钱实在有心无力”。

  在得知马化龙的苦衷后，检察官更加坚定了一定要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个案子。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是绝对对立的，有时候包工头也是建筑工程层层分包下的受害者，上家结清不了款项，他们也发不出工资给农民工。”

  在和马化龙的沟通中，检察官告诉他：“谁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庭，这个钱是他们的辛苦钱，拖了这么久，没有起诉就是念及乡里乡亲。你虽然人住在南京，但根在泗洪县。都说人活一口气，不值得为这点钱丢了好名声。” 就这样，马化龙一点点地被检察官说动了。

  今年3月8日，马化龙主动将1.2万元通过办案检察官向5位农民工进行清偿。

  而胡凯、莫问和莫知依旧奔波在天南地北的建筑工地上，干着早6点、晚6点的木工活，心里默默祈祷，顺利拿到工资，返乡和家人团聚。